自1991年动议，前后历经八年才完成的百卷本《中华文化通志》终于在1999年元旦开幕的第二届上海书市上露面了。据说行情不错，订书量居书市首位。系里花了6000元购了一套，我因得一读。读了其中的《史学志》、《吴越文化志》、《明代文化志》。总体感觉还可以，毕竟是专家写的，但其中的《明代文化志》似欠佳些。此书作者是一位明史专家，我向来还是佩服的，但读了这部书实在不敢恭维。此书总体框架分两部分，“一方面依现象分述而力求突出其文化的主要特征”，“一方面依门类分述而力求其全”。史学在其中占了微乎其微的比例，这倒也不能怪作者，偏偏又有多处错误，这就让人怀疑了。第七章有“私人修史”一小目，共约三页纸，也就千把字，错误连篇累牍。概其失误有四：
一为时代搞错，如页408“嘉靖间邓元锡的《明书》”，“徐开任的《明名臣言行录》”。邓元锡的《明书》成于万历二十一年前后，刊于万历三十四年，岂能说是嘉靖间？徐开任的《明名臣言行录》成于清康熙十九年前后，刊于二十年，岂能说是明人著作？二为作者搞错，如同页有“陈建的《皇明从信录》”。陈建是嘉靖间史家，他的著作称《皇明资治通纪》，后人作了续补，其中沈国元的本子称《皇明从信录》。三为一书误为多书，页407讲到晚明史家朱国祯的作品，有《皇明史概》，另有《皇明大政记》、《皇明大训记》。其实《皇明大政记》、《皇明大训记》是《皇明史概》的组成部分，并非是另外两部书。四为乱下结论，如说《吾学编》是“明代私修的最为完整的一部史书”，说明人“完全可以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去谈论本朝的历史”等。明代是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，明人可以无所顾忌地去谈论本朝的历史，这倒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《中华文化通志》第三次编委会议明确要求：“写志不同于写个人专著，要充分反映当前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，概括各家各派的观点，不能撇开基本史实，强调自成一家之言”，“要以准确的史实、正确的立意，作出科学表达”。人不可能样样精通，作者对明代史学不太熟悉，但参考一下别人的成果还是需要的，也是可以的。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，但近二十年已出了几十篇文章，基本已将明代史学情况搞清了。作者竟可以无视这个现实，闭门造车，自成如此一家之言，着实令人惊讶！
